對于美眾議院發布報告指控華為和中興通訊的電信設備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一事，撇去籠罩在問題之上的政治迷霧，更為清晰的商業利益逐漸露出水面。

這種觀點并非空穴來風，因為除了來自美國的涉及國家安全的政治排斥之外，從2011年年底，華為、中興已經頻頻遭遇美國的337調查，涉及3G 功能的手機、無線網絡設備和手提電腦等產品;電子成像設備;以及具有無線功能的消費電子設備及組件(如平板電腦、智能手機、電子閱讀器、移動熱點、無線寬帶調節解調器和掌上游戲機等)，華為、中興儼然已經成為美國337調查被告席上的常客。

顯然，337調查的禁止令和排除令，以及美眾議院的報告對深處美國本土的競爭對手思科、阿朗來說無疑都具有巨大利益，而思科的CEO錢伯斯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25年以前我就知道，我們最強勁的競爭對手將會來自中國，現在來說，那就是華為。”

無獨有偶，根據美眾議院報告后中興所發布的聲明，就在幾天前，思科通知中興通訊終止戰略合作協議，具體原因未知。更有分析人士指出，思科很可能是報告的幕后推手。

就在2012年年初，錢伯斯仍在指斥華為在知識產權保護和電腦安全等領域并非一直“按規矩辦事”。

這讓一切看起來似乎更符合邏輯，然而，來自美國的華裔專家Frank則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在頻繁使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美國希望謀求的經濟利益顯然不僅僅局限在思科這樣的一兩個企業身上，有跡象顯示，美國正在收緊中國在美投資的步伐，這有必要讓更多的中國企業提高警惕，在美國大選年以及不確定的國際經濟環境背景下，美國利用政治手腕在經濟領域的角力將變得極為正常。”

華為中興美國遭遇戰

進軍美國市場成為華為、中興如鯁在喉的問題，但卻又不得不從長計議。

對于中國走向世界的兩大民族品牌華為、中興來說，海外戰略的布局一直位于公司戰略的重中之重。

早在2010年，華為海外市場的銷售收入已經突破1200億元，占了總銷售收入的四成。2011年華為的全年財報顯示，華為實現營收2039億元人民幣，國內市場營收655億元人民幣，海外市場營收1383億元人民幣，海外市場營收占總營收的68%。

中興也不例外，海外市場份額多年來占據公司收入的半壁河山，2012年8月份，中興通訊(000063.SZ/00763.HK)公布2012年半年度業績顯示，2012年上半年，中興實現營業收入426.42億元人民幣，其中，國內市場實現營業收入208.85億元人民幣，占整體營業收入的48.98%，同比增長26.37%。 國際市場實現營業收入217.57億元人民幣，占整體營業收入的51.02%，同比增長6.20%。無論從營收的絕對數字，還是從增長速度來看，海外市場都占據大頭。

然而，從2010年開始，由于歐債危機以及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很多國家的電信運營商開始相繼大幅削減支出，這給華為、中興的海外布局帶來挑戰，2012年上半年，兩家公司的凈利潤開始出現大幅下滑。

來自野村證券等多家國際投行的報告顯示，華為、中興利潤下滑的背后，在于其力保海外市場份額的戰略布局。“為了維持原有的市場地位，企業先將設備鋪進去，或者直接送設備，延長對方的付款時間，這種做法解決了對方沒錢又要發展的困局，同時這種人情鋪墊又可以在經濟好轉的情況下為企業爭得更大的回報。”太平洋證券電信研究員劉樹杰告訴記者。

可是，就是這種做法直接沖擊到了思科等國際競爭者的利益，在訂單稀缺，僧多粥少的國際競爭環境下，如何有效地排除對手的競爭成為了商業領域的新課題。

在歐洲電信市場萎縮，新興市場價格競爭激烈的背景之下，美國的電信市場逐漸顯示出了其龐大的優勢，美國運營商的4G網絡支出帶來了增長機會，這讓設備商看到了機會，同時爭奪也變得更為激烈。

與此相關聯，近幾年來，華為、中興開始頻頻遭遇來自美國有關知識產權方面的糾紛，而華為由于非上市公司的身份以及任正非出身軍方的背景更是屢屢遇挫。

2008年，華為與貝恩資本聯合競購3COM公司未能成行。2011年，華為被迫接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建議，撤銷收購3Leaf公司特殊資產的申請。2011年10月，美國商務部阻止華為參與國家應急網絡項目招標。同時，在澳大利亞項目中，華為又再次因為非上市公司的問題而被拒之門外。

進軍美國市場成為華為、中興如鯁在喉的問題，但卻又不得不從長計議。任正非曾在半公開場合表示：“(華為的全球)戰略布局，我們唯一覺得困難的是美國。”但華為還是制訂了未來十年融入北美市場的規劃。

為了消除美國政府的種種擔憂，華為一改以往的沉默，從2011年開始加大在北美市場的服務、產品和公共關系等方面的建設和拓展。在2012年9月份的美國國會調查中，華為曾公開聲稱“華為是靠員工持股計劃(ESOP)實現激勵，在約6.5萬名持股員工中，再選出51人作為代表，并從中輪流選出13個人作為董事會成員，而在2010年選出的51人中，僅任正非和王克祥兩人在軍中服過役。”顯然，這樣的解釋與陳述是華為在國內此前并沒有過的。

根據美國參議院的記錄，2012年前6個月，華為在美游說費用達到82萬美元，2011年同期為20萬美元。

不過，也有美國律師表示：“華為即使再主動自愿公開其信息也同樣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即由于其未上市，其信息披露并不受美國證券法的監管，因而其真實性無從考證，單就這一點就能給競爭對手很大的噱頭。”

有傳言稱這正是華為籌備赴美上市的原因。目前，華為在美國市場的銷售額僅占華為總收入的4%，不過，在快速發展的背景下，2009年華為在北美的銷售收入達4.08億美元，2011年，僅終端業務領域，華為在美國銷售收入就超過9億美元。

10月9日，中興通訊發布公告稱，公司在美國市場的運營商網絡產品銷售收入占公司總體銷售收入比例較小，因此本次調查結果不會對當期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思科始作俑?

在很多細分市場領域，華為和思科之間的正面競爭早已開始。

除了華為、中興戰略布局給競爭對手帶來的壓力之外，在很多細分市場領域，雙方之間的正面競爭早已開始。

2011年，華為正式成立了三大業務BG(Business Group)，除傳統的電信設備領域外，華為也將其業務擴展到了企業網和終端。這給思科帶來了壓力，因為盡管思科在路由器市場稱霸一方，但進軍消費者市場卻不那么成功，而隨著思科進入新市場，其核心業務增長放緩，華為與它開始搶奪其市場份額。

美國金融咨詢公司Trefis撰文稱，華為將對思科在路由器市場的份額和利潤產生壓力。思科主要與Juniper公司在路由器和網絡交換機業務領域展開激烈競爭，但是思科越來越感受到來自中國華為的市場壓力。最近幾年，華為在國際路由器市場上迅速擴張，盡管仍不是思科的主要對手，但不斷增長的份額卻對思科長期以來在路由器市場建立的統治地位帶來了潛在威脅。

2012年6月，華為宣布推出新一代數據中心交換機CloudEngine的產品，直接瞄準了思科的核心企業業務，同時推出下一代遠程通信系統，同樣瞄準思科的網真業務。雖然華為目前的企業網業務盈利能力還不如思科，但雙方在技術和產品上的產別并不明顯，尤其在議價能力，本土化市場渠道等方面，華為有優勢，對思科的沖擊還是有一定殺傷力的。

盡管華為“尚不能動搖思科的根基”，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過去5年，思科路由器市場份額從66%降至55%，交換機市場份額下跌2%至67%。

然而，思科所面臨的競爭環境卻變得越來越復雜，一方面，當年的合作伙伴正成為強勁的競爭對手，如HP，IBM，前者收購了3COM，全面替代思科產品向客戶提供集成解決方案;后者貼牌銷售思科主要競爭對手Juniper的網絡產品。而后起之秀瞻博網絡以及H3C也正在蠶食思科的市場份額。

“由于與其他對手的競爭需付出巨大的成本，但對于來自中國的華為、中興來說，無須披露過多細節的‘國家安全’問題就可以將對手置于險地，捏‘軟柿子’，從最容易的部分開始下手也就成為了思科戰略中的重要部分。適逢美國大選年，針對中國企業的問題也為順應時勢的‘應景話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國分析人士表示。

而對于執政的奧巴馬當局來說，在“重振制造業”的口號之下，就業、軍事、安全正成為重要課題，這與維護思科的利益不謀而合。

全球知名行業媒體CNET將此次事件比喻為思科與華為、中興的障礙賽，并評論表示：“思科有可能成為調查背后的最大受益者，在過去長達十年的交戰中，思科往往在背后給華為抹黑。”

一觸即發的電信貿易戰?

“這意味著如果思科想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話，同樣存在巨大的機會。”

作為在中國有著龐大銷售市場的思科來說，其是否也足以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呢?

數據顯示，華為在美國的銷售額占據其營收的4%，但思科在亞洲、環太平洋地區和中國業務卻占了思科總業務的16%以上。2011年，思科在中國的收入占其全球收入的3%~4%，2011年思科全球總收入400億美元，其中16億美元來自中國。

不僅如此，思科中國市場的利潤貢獻占到思科整體利潤的30%，緊隨其美國本土業務的45%之后。

2010年1月，思科宣布將把亞太區及日本區重新劃分為3個大區，以更好地促進該地區各市場的戰略制定和資源投入。作為原亞太區組成部分的中國內地、香港和臺灣，將組成獨立的思科大中華區。中國市場正成為思科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就是這樣一家在中國電信領域積極拓展的企業，其產品安全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根據媒體不斷披露思科產品存在漏洞及安全后門事件，連思科自己也承認，它的產品也會有漏洞。2007年底，思科提醒過windows用戶，其安全代理軟件(cisco security agent)存在漏洞，可導致windows 系統遭遇攻擊，最后可導致系統崩潰。

“這意味著如果思科想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話，同樣存在巨大的機會。”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

互聯網協會特邀專家楊孝文也表示，美國對中國企業層層設防，可是我們對美國企業卻毫無戒心。這種企業待遇的不公必將導致安全的失衡，應該引起我國政府和企業的警覺。

顯然，如果中美兩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角力，中國政府可以打出同樣的底牌來限制思科在中國的發展，而這一政策對于思科的問題來說顯然更為嚴重。只不過，貿易戰一旦打響，勢必改變商業競爭的本質。